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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东汉兵制与西汉相比,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以郡国为基础的广泛军事动员体系并没有恢复,而军事力量则逐渐走向职业化、常备化和中央集权化。

这一变化开始于新末长期战乱之后。

西汉的郡国兵建立在相当广泛的兵役制度之上。各郡国设有负责军事的官员,材官、骑士等兵员定期接受训练,并通过都试维持一定程度的军事组织。地方在平时就具备警备能力,一旦战争爆发,中央可以通过郡县行政体系征发那些已经接受过基础训练的兵员。

新莽以来的长期战争严重破坏了支撑这一制度的户籍、征发和地方行政。大量人口长期脱离生产,各地也残留了包括官军、地方武装在内的大量军事人口。

光武帝建立新政权时,解除长期战时动员、让人口重新回到户籍和农业生产之中,是非常紧迫的任务。

建武六年,各郡都尉被裁撤,其职掌并入太守,内郡的都试也被停止。《续汉书·百官志》记载:

“中兴,建武六年,省诸郡都尉,并职太守,无都试之役。”

次年建武七年,光武帝又下诏:

“今国有众军,并多精勇,宜且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令还复民伍。”

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宜且罢”和“还复民伍”。当时中央已经拥有相当数量的军队,而在长期战争之后,与其继续让地方兵员维持在军事动员状态,更重要的任务显然是让他们回归民伍、恢复生产。

因此,光武帝初期的这些措施,首先有很强的战后复员性质。

不过,在此之后,西汉式的郡国都尉和都试并没有重新建立。原本源于战后复员的状态,逐渐被吸收到东汉长期的军事结构之中。

新末战乱也暴露了另一件事:把广泛军事动员能力留在地方社会内部,本身就具有重要的政治含义。

赤眉、绿林、地方豪族、旧官军等各类武装势力背景不同。中央秩序崩溃之后,留存在地方社会中的军事组织、训练基础与兵员网络,都可以成为各方扩大军事实力的资源。

后世陈傅良讨论东汉兵制时,就曾举翟义、隗嚣、李通等人利用秋季都试、车骑集结发动军事行动为例。

西汉郡国兵制实际上在地方社会中保留了相当规模的军事资源。中央稳定时,这种资源支撑国家的动员能力;一旦中央失去控制,同样的组织基础也可以被地方政治势力利用。

郡国兵制不再恢复之后,地方社会中常态化的军事动员能力随之下降。与此同时,战略性军事力量越来越集中到中央与专业军事机构手中。

从这一时期开始,募兵、长期服役兵和固定营兵的重要性也不断上升。光武帝时期设立的黎阳营,就是较早的例子之一。

建武六年的改革中,都尉职掌被并入太守。此后边郡仍设置都尉、属国都尉等军事官,《后汉书》中也多次出现郡兵、甲卒等地方兵力。

东汉真正失去的,是西汉时期广泛存在于内郡的常态化征兵、训练与都试体系。

在西汉,军事能力广泛嵌入郡县社会。成年男子承担兵役,各郡定期训练,中央则可以根据需要从这些地方动员兵力。

到了东汉,主要战斗任务逐渐转移给长期服役、训练更多、实战经验也更丰富的兵员。北军诸营、边境营兵、募士等,逐渐成为战略军事力量的核心。

军事功能的专业化与军事权力的中央化是同步进行的。

长期服役兵和营兵更容易积累训练与实战经验,中央也更容易把这些兵力集中投送到需要的地区。

这种方向,与光武帝时期整体制度改革的趋势也是一致的:整理旧有组织,在功能分化的同时,把重要权力尽量集中到中央控制之下。

但与此同时,地方军事覆盖密度也下降了。

西汉时,各郡平时就有受过训练的兵员,在盗贼、叛乱或突发军事危机发生时,地方可以相对迅速地组织兵力。

东汉内郡取消常态化军事训练以后,郡县自身的初动能力明显减弱。地方一旦出现军事问题,就需要临时征集兵员,或者从中央和其他地区调兵。

应劭对此批评说:

“一方有难,三面救之。”

专业化军队集中于中央和少数战略地区,这意味着即使只是局部危机,也常常需要大范围调动兵力,从而增加运输、财政和行政负担。

从光武帝初期战后复员开始的变化,最终就这样发展成了一套与西汉不同的军事结构。

西汉的广泛军事动员能力,是嵌入地方社会内部的。

到了东汉,其中相当一部分从地方的普遍兵役体系中剥离出来,转移到长期服役兵、营兵、募兵等更加专业化、也更容易被中央掌握的军事组织中。

中央对战略军事力量的控制增强,军队的专业性也随之提高。

与此同时,地方社会在平时拥有的军事动员能力和即时反应能力却缩小了。

最初作为战后复员措施出现的“宜且罢”,最终通向了东汉兵制的这种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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