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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宣帝即位时,其实处在相当弱势的位置。

他十八岁即位,而且从民间长大,因此在朝廷内部并没有牢固的政治基础。另一方面,霍光自武帝末年以来一直处于政权中心,辅佐昭帝,又废掉昌邑王并拥立宣帝。

宣帝本人似乎也一直非常警惕霍光。《汉书》记载,他与霍光同车时有“芒刺在背”之感。

即便如此,宣帝最终还是从霍氏手中收回了皇帝权力。

这背后首先当然有宣帝本人的政治手腕。

霍光在世时,他没有正面与其冲突,同时又提拔魏相等并非霍氏系统的官僚。等到霍光死后,宣帝逐步收回霍氏家族掌握的兵权和宫中职位,最后清除了霍禹等人。

不过,只用宣帝本人的能力,并不足以完全解释这个结果。

霍光这一边同样非常特殊。

霍光拥有足以废立皇帝的权力,却没有走向自己夺取皇位这条路。宣帝即位后,他一度提出归政,也没有把自己的权力原封不动地传给儿子,建立一个由霍氏世代掌握政权的体制。

当然,霍氏家族大量占据军队和宫廷要职,而且霍光本人对于许皇后被毒杀一事知情却没有妥善处理,这同样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但即便如此,霍光本人直到最后也没有试图夺取汉室本身,这一点是宣帝后来能够收回权力的重要条件。

也就是说,不只是宣帝这个人特殊,宣帝与霍光这一组合本身就非常特殊。

西汉后期的外戚政治,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这一点。

元帝以后,外戚的政治影响逐渐扩大。到成帝时,王氏已经占据朝廷中的重要位置,最终甚至发展到王莽代汉。

外戚掌握巨大权力之后,并不总能像宣帝时期那样,由皇帝重新将权力收回。

光武帝建立东汉以后,对外戚与功臣掌握政治权力相当警惕,也很难与西汉后期的经验分开来看。

结果便是,在东汉,三公等外朝大臣的政治力量相对削弱,重要政务越来越多地在更靠近皇帝的地方处理。

如果是一位强势的成年皇帝亲自推动政治,这套结构可以运行得很好。

像光武帝、明帝这样的皇帝,不需要依靠巨大的外戚或功臣集团,也能自己调动官僚体系。

真正的问题出现在皇帝年幼的时候。

幼帝即位后,太后往往临朝,而太后的娘家,也就是外戚,就很容易进入政治中心。等到皇帝成年,想从外戚手里夺回权力时,却未必还能直接复制西汉宣帝的办法。

宣帝虽然受到霍氏很强的限制,但仍然能够提拔魏相这样的外朝大臣,也可以通过许广汉等人维持与霍氏之外的联络渠道。

也就是说,宣帝手中至少还保留着霍氏之外可供使用的政治关系。

到了东汉,这一条件逐渐发生了变化。

一方面,三公等外朝大臣的力量削弱;另一方面,从章帝以后,侍中一类士人近臣也越来越难长期留在禁中。

相对而言,中常侍、小黄门等宦官却可以一直留在皇帝身边。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外戚控制了朝廷,那么成年后的皇帝可以用来对抗外戚的人就会非常有限。

想在不被外戚察觉的情况下,与外朝大臣秘密商议,并不容易。

但宦官本来就在皇帝身边。

和帝排除窦宪时使用郑众,桓帝排除梁冀时秘密与单超等宦官谋划,在这样的制度条件下其实都是相当自然的选择。

对皇帝来说,宦官并不只是受宠的近臣,而是少数能够绕开外戚控制、直接动用的人。

而一旦外戚被扳倒,宦官又会因为这份功劳而获得越来越大的权力。

东汉政治中反复出现的

外戚掌权
→ 皇帝借助宦官排除外戚
→ 宦官权力进一步扩大

这一循环,也与这种制度条件有关。

东汉末年的仲长统在评论光武帝之后的政治时曾说:

“虽置三公,事归台阁”

又批评说:

“权移外戚之家,宠被近习之竖”

三公实权下降,而外戚与近侍力量上升。他的这两点批评,实际上与理解东汉的戚宦政治直接相关。

当然,东汉的外戚、宦官政治不可能只用光武帝时期的制度安排来解释。

幼帝频繁即位、太后政治、皇位继承、豪族社会,以及具体皇帝和外戚个人的能力,都同时发挥了作用。

不过,在比较西汉宣帝与东汉皇帝时,除了即位年龄之外,皇帝成年之后究竟还能利用谁来夺回权力,同样非常重要。

宣帝还有使用魏相这类外朝臣僚的空间。

更重要的是,他面对的是霍光。

不只是宣帝本人特殊,霍光同样特殊——他拥有如此巨大的权力,却没有夺取汉室。

到了东汉,这两个条件并不总能同时具备。

宣帝的成功说明,皇帝要从已经失去的权力中重新夺回主动,不仅需要个人能力,也需要一套让这种行动成为可能的政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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