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在《汉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罢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税一,实什税五。

西汉通常被视为轻徭薄赋的时代,但到末期,问题并不只是名义税率本身。

田租名义上只有三十分之一,但随着土地兼并,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成为豪强的佃农。这样一来,他们实际让渡出去的收成据说可以接近一半。

如果只看最终承担的比例,那么农民的实际负担,或许已经与日本战国时期所谓“四公六民”“五公五民”相去不远。

不过,两者的意义并不相同。战国大名征收的年贡进入领主财政,而西汉末年的这类负担,则是在国家控制削弱、豪强逐步支配土地与农民的过程中产生的。

编户齐民与经济结构的错位

对于这个问题,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理解:西汉政治制度与后来发生变化的经济结构之间,逐渐出现了越来越大的错位,而这可能正是更深层的原因之一。

西汉继承了秦以来的郡县制,以“编户齐民”为中心建立国家结构。在制度设计上,国家直接面对的是拥有土地的自耕农,并通过户籍征税、征发徭役。这套制度本身并没有把地方性的中间权力层正式纳入国家结构的思路。

但汉代的财政结构本身也存在矛盾。田租很低,而国家财政对人口掌握却高度依赖。算赋、口赋、更赋等很多负担都以户籍人口为基础。因此,单纯持有土地本身并不会带来很大的额外税负,豪强兼并土地时也不需要同步承担很高的国家税收成本。相反,他们还可以把失地农民吸纳为自己的依附人口,从而扩大从土地中获得的收益。

于是,土地与人口逐渐向豪强集中,而国家能够直接掌握的编户人口不断减少。

由此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小农因为赋役、饥荒、债务等原因失去土地,成为豪强的佃农或流民;国家失去可以直接控制的人口,于是进一步加重仍留在编户体系中的人口负担;更重的负担又推动更多人逃亡,或者依附豪强。

但国家又不能正式承认人口转入豪强控制之下,因此往往会打击、限制这类依附关系。结果是,失地农民甚至难以作为相对稳定的佃农继续存在,而更容易进一步流民化。

这正是西汉末年大规模流民问题形成的背景之一。

更根本的矛盾在于:经济现实中,控制土地与人口的地方豪强已经成长起来,但政治制度仍然维持着“编户齐民”这一小农国家的理念。

国家既无法真正排除豪强,也无法把他们正式制度化为中间权力层。

西汉末年的结构性危机,就发生在这样的断裂之中。

Discussion

回应与讨论

回应会立即公开。请围绕文章讨论,不要提交现实身份信息或联系方式。“访客”只表示同一浏览器持续使用同一本地凭证,不代表现实身份认证;清除浏览器数据后会失去编辑和删除权。

正在读取回应…

回到页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