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中华帝国一般被认为有以下七项特点:

  1. 帝国政体延续运作、绵延不绝;
  2. 科层制政府以及科层选拔体制;
  3. 最显著的强国家传统;
  4. 文官政府,军队一般由文官政府掌握,除非战乱,武将通常难以形成独立的政治权力;
  5. 帝制中国的领土扩张和政治整合,与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及其后与中原制度、文化的融合有密切关系;
  6. 超验宗教未曾像中世纪西欧教会那样形成长期与国家分庭抗礼的政治权力,且政府对不直接威胁统治秩序的宗教相对而言比较宽容。可以说中国古代政治具有较强的世俗性;
  7. 商人没有重要的政治地位,即使在经济繁荣、市场经济繁盛的时期亦是如此。

迈克尔·曼论述的强制性合作中最为精妙高明的“强制性普及”,中国实际上达到了比罗马帝国更高的层次,达到了意识形态权力与政治权力的高度结合。由此形成了古代中国精英阶层心中的“文化主义”情感,产生了文化归属感而非狭隘的种族特征归属;又确立了文官支配的传统,武将权力低下。即使有军队将领叛乱成功,如果想维持自己的权力,也不得不与儒士群体形成紧密联盟,重新组织文官政府,否则无法有效管理国家,即所谓“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

西汉以降的儒学形成了完整的调节日常生活和社交关系的伦理准则,并形成了一套礼仪体系,实际上承担了许多通常由宗教伦理承担的社会功能。与一般宗教不同的是,儒家士人尤其是官僚本身也承担了重要的伦理教化职能,政府因此能够较深地介入臣民的社会伦理生活,实现意识形态上的高度整合,也因此对于其他难以占据社会生活主流地位的宗教往往保持相对宽容的态度。

意识形态与政治权力的合一,也导致了经济权力的边缘化。商人虽然日进斗金,由于既无政治基础,特别是没有意识形态上的合理性,商人只有在儒法政体下以个人身份通过个人性的活动争取自身利益。这实际上是放弃了商人阶级的独立性而主动加入利维坦,只能加强和巩固国家的权力。另一方面,在朝代建立之初,政府权力强大,市场经济往往受到较强控制,国家在财富再分配中发挥重要作用,商人力量相对弱小;而当商人力量相对强大之时,往往也是国家控制能力有所下降之时。虽然市场经济此时一般发展得比较强盛,但如果继之以国家衰弱、内乱、大起义或者外族入侵,市场经济也会受到极大的破坏。在这种朝代周期的作用下,市场经济的发展很难稳定地转化为独立的政治权力。

以上这些儒法政体下帝制中国特征的起源,均可追溯到先秦时期,具体地说就是东周时期(春秋—战国)。在东周时期,中国与西欧封建时期仍有相当的相似之处,而在战国变法特别是秦并诸侯之后,中国便开始了她特殊的历史演化。各种原因,自然可以想到要从这一时期找寻。

在春秋时期,与西方中世纪类似,社会变革的重要动力之一都是繁多而又非摧毁性的战争。这也被称之为战争驱动型冲突,导致诸侯国纷纷采取效率导向型行为,刺激了社会的发展,也导致了所谓的“礼崩乐坏”。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在传统社会中,经济竞争对于国家组织变革的推动作用相对有限,战争则可能是迫使国家追求效率的最重要动力之一,因为没有国家可以承受接连战败的代价。这一原因在战国时代显得更加重要。

然而与西方不同的是,与西方历史相比,中国的政治体制显得太“早熟”了。当然这是以西方中心论来看的,实际上各国的演化自有特点,无需以西方为标准;西方能产生资本主义、代议制民主等制度并继而影响全球的事实,在比照其余各国历史之后会发现,这本身才是十分特殊的历史结果,并不能被看作所有国家自然演化的终点。总之,与西方相比,中国此时社会多元化程度较低,能够独立于国家的宗教组织以及商业政治力量薄弱,国家权力缺少强有力的长期竞争者,因此在战争驱动型冲突中催生的军事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和经济资源更容易被国家控制,继而形成独具特色的儒法国家政体,而宗教以及经济方面的力量则始终没有形成足以与国家长期分庭抗礼的独立政治中心。

在此我们开始回顾历史,探求这一变化的具体情况。

在武王伐商之后,周及其盟友掌握了天下共主的地位。但此时周人的统治还比较脆弱。牧野之战本身就是周人联合诸侯及其他盟友共同完成的,而灭商以后又迅速发生武庚之乱和周公东征,可见周初对东方的统治还远未稳固。

在殷商遗民以及态度暧昧的前部落盟友的威胁下,周的统治者一面宣扬“天命观”,宣称商的统治者因为暴虐失德而失去了天命,为自己推翻商朝的举动提供正义性,为周朝的建立提供合法性。这一政治观念在后世儒家学者不断的系统化和重新解释之后,成为中国历代王朝论述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而另一方面,“天命观”的背后也暗含着失德之君可能失去统治合法性的思想,因此后来的改朝换代也往往可以借这一套语言获得正当性。

在另一方面,为了控制广大的“天下”,周在各个战略要点分封宗亲、功臣和旧族,形成以城邑为中心的诸侯国。可见这一时期的城市首先具有军事以及政治功能,同时也承担一定的经济功能。西周时期商业规模仍然有限,而到春秋战国,商品交换、商人活动和金属货币已经有相当发展,但商业力量仍没有形成类似西欧中世纪后期自治城市那样的独立政治地位。因此西欧中世纪的社会变革可以说更多受到战争冲突和商业竞争两股力量共同影响,而在春秋战国,推动国家制度变革的主要动力仍然是战争冲突,这也使商人没有相应获得独立的政治权力。

东周之初即是春秋,早期的诸侯国以称霸为主要目标,兼并战争较少,这一时期可被称为霸主期。这一方面也是因为地方管理制度尚不完善,扩张的领土一般都分封给诸侯手下的大夫,而并未显著增强国君本人的实力,甚至会使臣子实力过大继而凌于主上,导致内乱,因此这一时期还可见到将攻占的领土赠予他国的做法。这种诸侯分封大夫的做法,被称之为二级封建化,在春秋初期十分普遍,这时各个地区性强国所扩张的领土多分封给国君手下的大夫。而在公元前7世纪以后,这一情况便逐渐减少,原因是二次封建化形成的次级“诸侯”实力已经足够强大,开始架空国君、掌控国政,自然会排斥新贵族的产生,削弱自己的权力;而随着这些世家大族领土的扩大,他们又开始分封自己的家臣,亦即三级封建化。

这样随着国内封建关系的复杂化,国君的权力逐渐被削弱到了微不足道的地步,而卿大夫的权力也开始被家臣架空,各国的封建社会都依次遇见了封建危机。这一时期可被称为转型期。这一时期的特征,孟子有过绝佳的概括:“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诸侯之罪人也。”此时各国都有出现不同程度的“陪臣执国命”的情况,而国家的内乱也愈演愈烈,实力大不如初。如子产曾言:“晋政多门,贰偷之不暇,何暇讨?国不竞而陵,何国之为?”一直讨好晋楚两国才得以苟活的郑国此时都敢于与晋国做有限的对抗。

“陪臣执国命”的最终形态就是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这些新兴诸侯本身就是通过封建危机上台的,因此对旧有贵族势力架空君主的问题有较深的认识,也开始预防这样的危机重演,于是郡县制进一步发展,科层制也逐渐取代旧有世袭封建关系成为主要的地方管理方式。当然县制以及类似的官僚管理形式在霸主期就已经存在,并非从天而降,秦、楚等国也较早采用了这类制度,但是其大规模发展仍主要发生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这样,三晋、齐、秦、楚等国均通过改革实现了第一步集权化,国家实力大幅提高,也为战国格局奠定基础。

这一趋势也可以在西欧历史中发现。如法国在中世纪晚期经历百年战争及其后的政治重组后,王权不断削弱大封建领主的独立性,至波旁王朝特别是路易十四时期达到高度集权;而英国的中央王权可以追溯得更早,诺曼征服以后便形成了相对集中的王权体系,玫瑰战争后都铎王朝又进一步加强了中央权力。至于没有形成统一中央集权国家的神圣罗马帝国,如果看其内部各个诸侯国,仍可发现十分明显的集权化,其中后来最著名的就是普鲁士的军事官僚体制。哈布斯堡王朝也曾不断尝试加强皇帝和王朝的权力,不过神圣罗马帝国始终保留着强烈的多中心结构,最终在拿破仑战争中解体。当然这种轻率的类比如果细究就很容易发现差别,我的类比也只是为了表明中西历史中的某些共同趋势,以及我个人的兴趣。

但中西间相当明显的不同之处就是,西欧除了政府的集权外,教权仍然有很大的实力,而商业共和国、城邦、自由市和各种等级团体也长期保持着独立政治地位,不仅可以抵御君主权力的侵犯,有时政府甚至不得不依靠它们解决财政问题。这些独立力量使国家集权化始终受到一定制约,并为后来等级代表制、议会政治以及契约论传统的发展提供了制度背景。

随着国家集权化的进行,领土扩张变得越来越有利可图,战争的目的由霸主争夺转变为领土扩张,战争的烈度也越来越高,于是时代到了全民战争时期。此时战争的特点是持续时间更长、投入物资更多,且国中高比例的成年男性卷入战争,使得战败的代价更加不可接受。诸侯们想获得战争胜利的愿望更加迫切,于是诸子百家登上舞台,帮助各国变革政治、富强国家、战胜敌手。

诸子百家兴起的背景是,春秋末期,“陪臣执国政”的现实下,国家权力衰落,旧有贵族政治和官学体系逐渐瓦解。而此时也是社会转型的时期,各国国君或者卿大夫都开始摈弃旧有封建关系,采用精英政治和科层制;又在实用主义和效率驱动型行为的指导下,对人才的需求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这一时期恰像西欧文艺复兴时期,至少有一点像马基雅维利时代,各地政治势力彼此竞争,马基雅维利本人也始终关心如何建立更强大、更统一的政治秩序。

西欧知识传统的发展当然与这一过程不同。西罗马帝国崩溃以后,古典教育体系确实受到严重破坏,但修道院和教会学校仍保存了相当一部分古典知识,加洛林时代还出现过一次明显的文化复兴。到中世纪后期和文艺复兴时期,西欧的思想资源又进一步吸收了拜占庭和伊斯兰世界保存、翻译和发展的希腊罗马知识,因此并不能简单理解为某种文化传统彻底断代后重新开始。

而中国的诸子百家时期,却有明显的继承西周政治哲学和礼制传统的一面。按西汉刘歆的说法,诸子百家本就出自周代王官之学,是官方知识从王官体系中流散出来的结果。不过“诸子出于王官”的具体说法后来一直存在争论,不能完全当作诸子起源的史实;但诸子思想与西周以来政治、礼制和官僚知识传统之间存在明显连续性,则并无疑问。

也正因为如此,诸子讨论的内容大多仍围绕国家和政治秩序本身展开,更多考虑怎样组织、约束或者强化国家,而很少设想由某种独立于国家的组织长期分割政治权力。并且如前所述,此时国家竞争者的位置是缺失的,这也使诸子百家把焦点聚集于国家本身。即使其中存在约束国家权力的思想,也由于缺少能够承载这种权力的独立组织而难以制度化。这样下去,实质上只是使国家的作用在诸子百家的思辨中显得愈发重要,并最终为国家力量的进一步增长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和制度资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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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封建社会》,布洛赫 著,张绪山 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10月第1版。
  5. 《神圣罗马帝国》,詹姆斯·布莱斯 著,孙秉莹、谢德风、赵世瑜 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版。
  6. 《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寿纪瑜 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8月第1版。
  7. 《诺曼人简史》,莉奥妮·V·希克斯 著,陈友勋 译,化学工业出版社,2018年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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